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与现场描述语篇中的视点引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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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Situational Scene as a Parameter of Register and the Vantage-point Orienting Structure in Scene Depicting Discourses

内容摘要:本文从语体变量的理论设想出发,研究了现场描述语体的两个显著特征:插在描述主线上的视点引导结构和只能依靠指示引入描述对象的机制。认为这两个特征正是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所要求的言语交互性和当下感知性所造成的。对于前者论文借鉴了认知语言学的视点概念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对于后者则在指示与指称对比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以上两种特征可以统一在视点引导结构的功能上,并引入了认知科学中的具身概念和耦合概念深化了对它的认识。论文最后提出,对现场描述语体的研究可能导致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施效和记述二分之外发现新的类型。

关键词:语体变量,情景现场,描述,视点,指示,具身性,耦合  parameter of yuti(register),situational scene,depicti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1].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与现场描述语篇中的视点引导结构.[J]或者报纸[N].当代修辞学,(20176):1-22

正文内容

  同样是空间性描述或是时间性叙述,面对实时实地的现场情景进行,与离开现场在记忆或想象中对异时异地的情景进行,它们的语言使用方式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语言形式会有差异吗?

  美国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2014:74)在研究实时叙事时指出,“实际的生活是向前看,但讲述生活却要向后看。事件无论是虚构的还是亲历的”,“正常情况下”都是“以回顾的方式被赋予情节”,甚至“更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因果律的法则”也是“普遍地向后运作”。这种认知上的普遍倾向性,使得我们在研究描述的语法规则时也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以“向后运作”的“回顾”方式来模塑我们对此的整体认识并建构起相关的理论来。

  例如认知语言学,它非常重视对一个情景进行描述或叙述时我们是如何“识解”它的,识解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我们能从一个情景中“实际看到什么”而进行不同的概念化,进而形成不同的语言格式。而识解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视角的选择,Langacker(2016:130)为此提出了观察格局(viewing arrangement)的概念,认为是视角“构成了观察格局”:

  在日常谈话中,通常预设了一个具有近乎默认地位的特殊的观察格局,除非另行说明。在默认格局中,交际双方共处某一固定场所,观察和描述周围实际发生的情况。

  Langacker对这个默认观察格局的刻划让我们感到兴奋,因为其中的“交际双方共处某一固定场所”并在“谈话互动”中以及他们在“观察和描述周围实际发生的情况”,这些条件已经几乎要导致对现场情景的描述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一默认格局最后唤起的仍然是像“The lamp is above the table(吊灯在桌子上)”或“John kissed Mary(约翰吻了玛丽)”这样司空见惯的、还是“以回顾的方式被赋予情节”的句子,而丝毫没有显示出在“谈话互动中”“观察和描述周围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句子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原因在哪里?这一默认格局所默认的条件其实还是“回顾式”的:观察者虽是“谈话互动中”的言听双方,但双方的视角却被假设为始终如一而无需彼此之间的任何协调,结果当然是只剩下了言者一人的视角。其次,在“观察和描述周围实际发生的情况”中只着眼于描述,却完全忽视了描述还负有引导现场“观察”的任务,结果也是只剩下了描述而没有观察。这样一来就与“回顾式”的描述没有什么区别了。

  认知语言学是如此,其他语言学流派的思维格局恐怕也难摆脱这种“回顾式”的定势。本文认为,现场与非现场造成的语言差异,只有在语体学的研究框架中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并得到理论的深度解释。

  一、作为语体变量的现场性:从言谈现场到情景现场

  刘大为(2013)论证了这样一种对语体的认识:语体是由功能动因层和语言变异层组成的双层结构体,前者是一组语体变量的组配,后者是一个语言变异特征的格局。所以任何语体分解下来都是一组语体变量,对语体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语体中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或对已经发生的变异进行解释,而对参与某一语体组配的一组变量做全面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语体的语言格局。

  1.语体变量:现场性与非现场性

  语体研究的核心环节是为所考察的语体提取足以导致成格局变异的语体变量。在我们看来,语体的实质就是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类型的而不是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言语活动,人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所受到的制约和语言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于是这种类型言语活动特有的行为方式就成了导致相应语体变异的变量。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考察言语活动的行为方式以便提取语体变量:一是功能意图维度,如叙述还是论证,使令还是宣告等;二是传介方式维度,如口说还是书写,纸媒还是网络等;三是人际关系维度,如权位关系和交互性、正式度等。

  现场性就是传介方式维度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指的是在一次言语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双方共处于同一时空环境,并可以选择该时空环境或另一时空环境的种种情景因素作为言谈的对象。所谓同一环境,是说在这一环境中双方都可凭借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到对方,包括对方的话语和身体,也能直接感知到双方置身于其中的整个情景。

  环境是时间和空间的交会,言语活动的要素只要有一个不在这一交会中就变成了异场性——异时或异地的非现场性。

  2.子变量:言谈现场与情景现场、真实现场与虚拟现场

  有些语体变量之间有上下位的关系,如果一种变量必须依附于另一变量而作为后者的一种实现方式,前者就是后者的子变量。如功能意图维度的叙事要么在叙实中要么在虚构中进行,叙实和虚构就是叙事变量的两个子变量。

  言听双方靠话语联系在一起,而话语的语义可以指向也可不指向他们共同感知的情景,从而导致现场性分化形成两个子变量:

  一个是言谈现场,指的是言谈双方共在同一时空中进行言语活动,也能感知到他们共处的情景因素但不以它为言谈对象,如法庭辩论、学术演讲、讲故事等;

  一个是情景现场,言谈双方也在同一时空中进行言语活动,但是言谈的对象恰好是双方共同感知着的情景因素,如景点导游、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学校实验课上的实时讲解等。

  情景现场和言谈现场都以言谈双方共在同一时空进行言语活动为条件。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人单独面对某种情景时通常不会产生对这种情景直接进行语言表述的欲望(又见第二节的3.1),所以非言谈现场的情景现场在此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说也就是情景现场一定蕴含着言谈现场。可见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以上所谓的情景现场是“情景现场-言谈现场”,单纯的言谈现场性则是“情景异场-言谈现场”。

  现场性的另一对子变量虚拟现场与真实现场对现场语体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现场性通常被当做言语活动的最理想状态来追求,因而言语活动的某些条件受到干扰以至现场性无法实现时,人们就会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弥补而形成虚拟的现场性。从一张地图、一幅写实的图画或照片,到语音电话、可视电话、聊天视频、电影电视画面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不在现场的言谈因素和情景因素虚拟到现场中来,现场语体因而有了丰富的下位类型如广播的、电视的现场报道等,甚至课堂上微信中对着一幅图像进行描述也可纳入进来。

  3.现场描述语体:语体变量与语体研究的方法

  语体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理论上任一语体变量作为一种言语活动的行为方式都可以导致一种语体的形成,例如我们可以现场、叙事、口说为变量去研究现场语体、叙事语体或者口说语体。但是这样的语体是高度抽象的,要对一个特定的语体进行分析和探究,就需要将各种相关的语体变量组配起来。参与组配的变量越多,所形成的语体类型就越具体。究竟选取多少以及怎样的变量参与组配,完全取决于研究的需要。然而研究的若是一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语体类型,就必须有功能意图、传介方式、人际关系三个维度的变量共同参与。

  本研究关注的是情景现场中的描述和叙述,参与组配的语体变量当然首先就是现场变量的子变量——情景现场,如前所述它理所当然地蕴含着言谈现场。而着眼于空间性的描述与着眼于时间性的叙述经常是一起出现的,按学界习惯我们将这一对变量统称为描述。这样的话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场描述语体,也就是:

  

  景点导游、展览讲解、电视现场报道、房产中介的实景介绍、课堂上对实验的介绍等都是现场描述语体的实例。现场描述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评论、说明、分析、指导等言语活动的成分,现场描述语体的活动方式也可能出现在其他语体中。

  对比非现场的描述语体,大量的语言事实(见刘娅琼2016;朱玉伟2017)显示现场描述语体的语体变异是成系统的,有其自成格局的语言变异层。但限于研究水平,我们现在还不能完整把握住这个格局,只能选择若干方面进行探究并期待着最终将这些变异系统化为一个格局。

  二、从情景现场的变量看现场描述的两个特征

  现场描述语体有两个显著的变异特征:一是描述主线展开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被插上一种用于引导视线使其聚焦于现场情景中一定对象的话语结构——视点引导结构,这种结构是针对同一情景的非现场描述完全不需要的;二是引入描述对象时,现场描述只能借助于指示词的使用,非现场描述则一定依靠指称词。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两个特征其实是同一的:指示的实现过程本身就体现为一个视点引导结构,而视点引导结构无论多么复杂功能上都等同于一个指示。

  1.默认和引导:两种不同的视点结构

  1.1 视点、视点结构和识解结构

  认知语言学认为在对一个情景进行表达时“说话人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视点(vantage point)”,它是说话人在表达情景时所采取的“心理路线”(文旭2014:93、95)。Langacker在处理视角的可行性概念框架中讨论了视点,将它分为两个“几乎不需要什么说明”的概念“观察位置(vantage point)”和“观察取向(orientation)”,前者如“沿人行道”的位置观察路边一座房屋,后者如采用“倒立着看”的取向看一只风筝飞过屋顶(Langacker 2013:125、128)。

  我们则认为应该在一个完整的过程中认识视点——组织话语时之所以需要选择一定的视点,是因为视点一旦选定而观察者得以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上采取一定的观察方式对情景加以观察,注意力就会自然地聚焦到某一对象上,该对象也就会因为视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侧面的特征并以之为焦点形成情景中各对象之间的特定关系。

  如果说前面的过程是视点的选择,后面的过程就是Langacker(2016:134)所说的对情景的识解方式——“同一客观情景可从多个不同的视点加以观察和描述,由此造就不同的识解方式”。他认为识解方式涉及焦点调整和意象形成,本文因此将识解描写为一个从聚焦开始到意象结构形成的过程。聚焦就是一定视点导致的我们的注意力选择性地落在某一对象上,而这“被选定之物”,按照Langacker(2016:100、117)的观点一定是前景化了的、突显的,是焦点所在。以不同的焦点为参照,我们对某一情景的识解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意象——Langacker(2013:42、502)用意象这一术语表示大脑用不同的方式来组构某一感知到的情景,是“出于思维或表达目的而以多种方式识解情景的能力”,每一种识解就形成了一个意象,例如“He sent a letter Susan.(他送一封信给苏珊)”强调经过的路径而Susan是目的地,“He sent Susan a letter.(他送苏珊一封信)”强调结果状态即Susan对信件的拥有,这两个句子就是用“不同的意象”描写了“同一个情景”。

  如此看来以上过程就可分析为一个视点结构和一个识解结构的连续运作。为了说明视点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就必须指出视点结构在观察位置和取向的选择之外还含有选择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注意力对某一对象的聚焦:

  

  然而聚焦对象同时又是识解结构的一部分:

  

  这里的箭头表示它的前后并非两个独立的环节,而是在显示一种顺序:先有聚焦然后才有意象结构的形成,但聚焦的对象也是意象结构的一部分。将两种结构整合起来,就是一个连续的认知过程——

  

  识解结构处理的是描述的内容,所以加了下划线表明它处在描述的主线上(而识解结构必定体现在描述主线中,以下分析时不再标出);视点结构只是通过聚焦引入了描述对象却与描述的展开无关,是插在主线上的,所以不加下划线。聚焦对象则跨越了视点结构和识解结构而将它们联系起来。

  1.2 非现场和现场:视点的默认和视点的引导

  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是,识解结构是对情景进行概念化和语言表达的基础,描述的主线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而视点结构的作用只是引入描述的对象,这对象当然要进入主线,而引入的过程则游离在主线之外: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这游离的视点结构可能只是一种“心理路线”而得不到语言的表达,但也可能实现为交互过程中的话语而插在主线上,由此造成了现场和非现场描述在语言形式上的鲜明对立。

  1)非现场描述:受者对言者视点的默认

  无论在(如旅游归来向朋友介绍所见)还是不在(如作家写游记)言谈现场,非现场描述都是在言受双方离开情景现场的情形下进行的,言者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去实际地引导受者的视点,视点结构的运作只发生在言者的心理过程中。受者面对的是语句直接进入描述的主线,呈现出来的已经是作为视点选择结果的聚焦对象和识解结构:

  

  (2)a.The house is above the kite.(房屋在风筝之上)/b.The forest is getting thicker.(森林变得稠密起来了)(转引自Langacker 2013:128、2016:133)

  “白色小院”和“一个哨兵”处在主语位置上就已经在表明它们是视点选择的结果,听者只要试图去理解这一语句,就必须从一开始就默认与言者站在同一观察位置上并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观察取向——譬如他设想自己也是置身林海之中但位于小院的前方并以平视或是俯视的方式注视着它。结果必定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和言者一样的聚焦——让小院和哨兵凸显在他的视野中并以此为参照去识解和组织整个情景。听者其实并没有进行视点的实际运作,他完全是在根据语句的意义在进行下意识的推想。

  又如例(2a),房屋之所以会在风筝之上,我们只能从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推断出是因为观察者选择了身体倒立的观察取向。而例(2b),推断出的则是观察位置从森林的疏落处位移到了稠密处。可见在非现场的描述中,视点结构只是一种没有语言形态但必须加以默认的结构——视点默认结构。

  2)现场描述:言者对受者的视点引导

  可是在现场描述语体中,视点的选择和聚焦过程通常以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向第二人称进行引导的方式:

  

  话语中视点结构得到了详尽的语言表达,并因为其中的聚焦对象“灵峰”与主线上描叙的对象重合而插在了描述的主线上。电视实况报道也是如此:

  

  视点结构对于描述的展开来说不是必要的,对例(3)的描述直接就可说“眼前的灵峰”如何如何,而例(4)所需要信息同样只是“离爆炸点比较近的大楼”如何如何而已。视点结构一定要用语言表述出来,说明现场描述中言者需要对受者的视点加以实际的引导,所以视点结构就成了——视点引导结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指示,即指示词的运用其实就是一个视点引导结构,如:

  

  “这”同样不为描述所需要,它出现在描述的话语中是因为背后浓缩着一个功能相同但主要由身体活动来运作的视点引导结构。

  2.指称与指示:描述对象不同的引入方式

  2.1 指示词的用法:当下直指和语义同指

  指示词之所以是指示词,在于它不具备概念性语义,也就无法独立地指向某一对象以便将其引入话语进行表述。因而研究指示词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探究它是如何获得所指对象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Langacker(2013:131)先分析了言语情境(ground)的概念,认为它包括了“言语事件、言语事件的参加者和所涉及的场景”,然后以此为据将指示(deictic)表达式定义为“需要参照述义范围内某个言语情境成分的表达式”。

  问题在于这里“所涉及的场景”似乎有些含混——它是现场的还是非现场的?现场的没有问题,而非现场的如通常所说的上下文语境成分成为指示表达式的参照也是无可争议的。Langacker认为this broken pencil(这支断芯的铅笔)是指示性的,然而作为理由的有定性是从何而来的?可以是因为这支铅笔在言受双方都可以识别的现场情景中,但也可以是因为话语的上文也即非现场的情景中说到了这支铅笔。

  看来有必要从现场和非现场的变量出发去系统地考察指示词的使用,两种不同的情景参照造也即获得所指对象的不同方式造成了指示词的两种类型:

  1)现场参照与当下直指的指示

  参照言谈现场或情景现场,指示是将所指对象物理地直接呈示在受者的感知中:言者借助一定的具身化手段(如手势眼神等)帮助受者通过指示词直接感知到现场中的某对象。

  2)非现场参照与语义同指的指示

  参照位于非现场的上下文语义内容中,指示是将所指对象语义地呈示在受者的理解中:受者需要对上下文进行语义搜索,通过发现指示词与上下文所谈及对象的同指关系来必然地找到它。

  语义同指关系通常又称为照应,下文循此将语义同指的指示称为照应,而指示一词专指当下直指,即狭义的指示。

  2.2 描述对象:指称引入和指示引入

  非现场语体和现场语体都会使用指示词,但是指示词出现在前一种语体中就只能是语义同指的照应,而在后一种语体中则必定是当下直指的指示:

  (6)爬山的时候,看到绿色中有东一丛西一丛的粉红,是在树梢上开放的一种花朵,细碎散乱,像甩出来的水迹。(张庆国《我为什么攀登高黎贡山》)

  (7)通过摄像机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座建筑,就是长春伪皇宫博物院的同德殿,纪念“九一八”的大会即将在这里举行。(辽吉黑电视台,电视直播转写)

  这两例结构大致相同但前一例属非现场而后一例属现场描述语体。在理解前一例的指示词“那”时,只能通过向上文中的“东一丛西一丛的粉红”去寻求同指而获得所指对象,是语义同指;而理解后一例的“这”时,我们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语言之外现场情景中“同德殿”的实体,是当下直指。这两种“指”都是指示词找到所指对象的途径,差别就在于前者的所指对象是话语理解中的语义存在,后者找到的所指对象则是当下观察中的实体存在。

  指示方式上如此鲜明的对立,造成了这两种语体在引入描述对象时完全不同的机制。

  1)非现场语体的指称引入

  非现场语体只能依靠指称引入描述对象,因为它描述的是语义中的对象而不是现场中的实体。指示能使对象在话语中重复出现但不具备独立引入的功能。

  (8a)我一直记得,村里那一大片平整的农田中间,兀立着一间。……(邓跃东《人息屋檐下》)

  外部世界中的一间土瓦屋之所以会成为这一语篇的描述对象,是因为名词短语“一间土瓦屋”对这间土瓦屋的指称。指称不同于指示,它通过一定的概念意义对外部对象性质的概括而将其识别出来,并依靠指称词的词语形式使其得以进入话语得到表述,因而能独立地获得所指对象。而指示词在非现场语体中只能是语义同指的照应,无法独立地获得所指对象却能通过同指关系让所指对象在话语中重复出现,例如不断说出括弧中的指示词:

  (8b)我一直记得,村里那一大片平整的农田中间,兀立着一间,(这间)屋子简陋又老旧,(它)不高也不大,()上面盖着稻草,()里面堆了草灰。(这)屋子没有门,()檐下面很宽敞,十多个人可以席地坐下。……()表示这里也有一个指示词如“它”“它的”,但表现为语言上的零形态。)

  对“土瓦屋”的描述就可以不断地持续下去了。

  2)现场语体的指示引入

  现场语体的描述对象一定是现场情景中一个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实体,所以只能依靠指示引入描述对象:

  (9)(远处那几个小黑点,近了近了,)大家看清了,这就是几只绿头野鸭啊。(网络,西湖导游录)

  导游说出“这”时,“几只绿头野鸭”一定是正出现在游客们的视野中。而在现场描述中判断一个指示词的重复使用究竟指向了什么对象,依据的不是可预测的语篇关系而是现场中不可预测的言者意愿:

  (10)顺坡而上,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文武方门,是陵宫的大门,黄瓦,朱门,红墙,相互映衬,尽显皇家的气派。呢,是1988年根据史料重修的,你们能分辨出来吗?(网络,孝陵导游录)

  指称引入描述对象只需要概念的识别,指示引入则首先需要实体的识别,所以现场语体中一遇到指示词的使用,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现场情景。例(10)中的第一个“这座门”尽管是“文武方门”的后文,但它的所指对象并非因为与“文武方门”同指而获得,而是靠了导游的指示行为与现场情景中一座实际感知到的城门联系了起来,“文武方门”在这里只是对这座被指示出来的城门所做的概念性解释,其作用相当于一个“这座门就是文武方门”的判断(见第四节第2小节对耦合的分析)。第二个“这座门”就更加明显了,它也是“文武方门”的后文,所指关系上却与文武方门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此时导游接着的一次指示行为已经将“这座门”的所指转移到了现场情景中的另一座重修的门上。可见言者会将一个指示词用于何种对象没有语言上的规律可循,所以是不可预测的。

  3)非现场描述中直线的指示(照应)关系与现场描述中分叉的指示关系

  可见在非现场描述的语篇中,无论有几个指示词它们在所指上都是空的,为获得所指对象就会相互接力形成一条不断前推的直线(也有向后的,这里暂不讨论),直到那一个依靠概念指称而独立获得所指对象的词语为止,由此便导致语篇中的衔接-连贯关系。

  现场描述语篇中所指关系的获得只能靠对现场的当下直指,这就造成了主线进展中不断分叉出去的横线,每一条横线都连接着现场中一个具体的实体而保证了指示词对所指对象的要求。横线可以是分散的,这时每一个指示词都有自己特定的所指对象:例(11)中的“你”和三个“它”就分别指向现场中某一样不同的“酱汁肉食”;横线也可以是集中的,这意味着多个指示词的所指对象是同一个:例(12)中的“它”和两个“这里”都指向同一座“浦江饭店”:

  (11)一个中年偏老男,快乐地指着半边猪头脸说,“今天吃你,昨天吃过了,前天吃的它,呵呵,还有没有吃过!”他指点着那个大坛子里各种各样的酱汁肉食说。(孔明珠《饕餮鬼吃下水》)

  (12)现在我们走过了白渡桥,大家看东侧的大楼就是旧称礼查饭店的浦江饭店,除了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之外,还是点亮中国第一盏电灯和接通中国第一部电话的地方,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有记载的公开放映,也在。(网络,外滩导游录)

  即使像在例(12)中,各指示词向指称词“浦江饭店”寻求同指的连续通道还是可达的,但是与概念指称带来的所指相比,人们的注意力更容易或者说唯一地会被当下可感知的实体所吸引,并且只有从眼前的这个实体出发在实际的观察中展开描述,描述的细节才是可以理解的,描述本身才可能进行下去。

  3.情景现场变量的分析:言语交互和当下感知

  为什么现场描述语体会出现以上两种明显不同于非现场语体的变异特征?在语体研究的框架中就必须向语体变量去寻找原因,而认识一种语体变量实质上就是在想象一种言语活动的行为方式。对蕴含着言谈现场的情景现场变量而言,它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其实已经被描写在上文引述过的Langacker(2016:130)的默认格局中:一是“交际双方共处某一固定场所”而在“谈话互动”中,这意味着现场描述并非如奥斯汀所分析的记述式言语行为那样仅由言者一方就可以完成,而是像承诺、道歉、劝告、推荐等施行式(施效式)言语行为一样必须在言受双方的交互中才能完成;二是他们在“观察和描述周围实际发生的情况”,这意味着现场描述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活动,在语言器官对情景进行描述的同时他们的感知器官还在对这情景进行当下的感知。分析情景现场的变量,必然得出的就是它对描述的两项要求:

  现场描述只能在言语交互中进行

  现场描述只能在当下感知中进行

  正是它们造成了现场描述语体的语言变异。

  3.1 言语交互与视点引导结构

  非现场描述如写一篇回忆录或游记并不需要在与受者的现场交互中完成,言者完全可以离群索居面壁命笔。可是现场描述正如我们所分析的情景现场一定蕴含着言谈现场,言者只有在面对至少一个受者的前提下并与之进行言语交互,描述才有可能进行。有没有可能出现面对现场情景,言者独自而不是在交互中进行描述的言语活动呢?如果是运用口语,现实中这一情况是不合情理的看来不会有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是运用笔语,例如科技工作者记录水文的或试验中的物质变化情况,就会因为缺乏交互而与非现场的描述保持语言方式上的一致。

  有了交互就会有视点统一的问题。即使在同一现场观察着同一情景,一群人的视点通常也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导致对情景的不同识解而使言语交互中的描述难以为继——这不像非现场的描述对象只存在于语言的结构中,受者只要从结构提供的意义出发就可以必然地得到需要默认的视点。这一群人中如果有一人掌握了话语权而成为现场描述活动的言者时,他就同时拥有了统一各受者视点的权利和义务。前提是他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视点结构,具体操作就是通过一定的具身手段(见第三节)或语言手段用这一结构去引导受者,使他们采取与自己相同的视点去观察共同面对的情景。只有在场的所有人都从同一视点将注意力聚焦在同一观察对象上时,描述的言语活动才有了在交互中进行的认知基础。这样原先只是实现在言者心理中的视点结构,就会获得一定的语言形式而实现为语言交互中的视点引导结构。

  3.2 当下感知与描述对象的指示性引入

  现场描述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必须与现场观察同步推进相互支持才能完成的言语活动,言者如何描述情景,受者就应该如何观察这一情景;描述到什么地步,观察也应该到了什么地步。如果观察与描述不一致了,就会发生受者与言者的言语交涉,直至二者重新契合而继续同步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语义描述引领着和解释着当下的观察,而当下观察又用现场获得的感知觉经验丰富着我们对语义描述的理解并加以验证。

  非现场描述也会与语言外的情景相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调用自己的经验储存对所描述的情景进行感知觉的想象,只能是在理解发生的这一时空中遥对另一时空中的情景,阅读一则新闻、一段史书上的记载或是一篇小说时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展开这样的心理活动。同样从语言结构的语义出发,现场描述则要求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当导游或实况播报的主持人在进行情景描述时,作为受者的我们不仅通过语句的语义结构识解、组构着这一情景,同时也在通过各种感觉器官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感知着它。这就是当下认知——当下意味着当时也意味着当场,它是“亲历的”,因为“认知主体的认知活动发生在具体、真实、特定的时空间里”,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鲜活体验”(顾曰国2016:477、481、486)。现场描述正是一种通过语言进行的当下认知活动,通过它可以研究“语言在当下认知过程的作用以及反作用(即当下认知如何反过来作用于语言)”(顾曰国2016:495),上文所述“语义描述引领着和解释着当下的观察,而当下观察又用现场获得的感知觉经验丰富着我们对语义描述的理解并加以验证”其实就是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一种表现。这不仅是语言学的一个新课题,也是认知科学的兴趣所在。

  非现场描述通过指称就可以通达它所描述的超越了当下的情景,而现场描述通过怎样的语言手段就可以与当下感知(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使用“当下认知”这个外延过大的术语而使用“当下感知”)中的情景联系起来呢?唯有指示(狭义的当下直指的指示)。指称一旦完成了对当下感知着的某对象的语言操作,该对象就获得了语义的性质而得以进入话语并随话语的存在而存在,也就失去了被当下感知的可能性;而指示完成了对当下感知着的某对象的语言操作后,该对象也进入了话语但仍然保持着被当下感知的状态。当我们指着一棵大树说“这是一棵樟树”时,樟树借助于“这”固然进入了话语,但是“这”依然让我们的注意力牢牢锁定在这棵树上而当下感知着它。在这个意义上,指示可以说是现场描述中语义描述和当下感知这两个层次的接口,必须依靠指示引入描述对象也就成了现场描述语体的语体变异特征之一。

  三、视点引导结构的交互性分析

  视点引导结构对现场描述的如影随形,从形式上表明现场描述必须在言语交互过程中进行。由于指示词的运用就是最基本的视点引导结构,现场描述通过指示所实现的当下感知其实也就是视点引导结构的功能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指示活动开始对现场描述语体特有的视点引导结构做一完整的分析,这一节主要从交互性入手研究这种结构的语言特征,下一节则研究它是如何造成当下感知的。

  1.具身化与语言化

  1.1 具身性的概念

  现场描述中看来很简单的指示词“这”或“那”的说出,背后都是一个对视点进行引导的复杂过程正在进行。这一过程贯穿着身体的活动,是具身性的。

  具身性(embodiment)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概念,它所诉求的主要理念就是认知“产生自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作用”(夏皮罗2014:61),“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因而“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叶浩生2010:705)。具身性这一概念可在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上使用,间接指的是我们的认知系统以具身的方式形成,但未必每一次具体的认知过程都在身体活动中进行;后者则是直接在身体当下的活动中进行认知。我们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指示的施行,是因为视点的引导也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且是一种交互性的认知活动,而指示就是以身体化的方式来进行视点引导的,并且一定是使用者双方在当下实时地进行。这正如具身性研究者们所指出的:“人的实际认知情形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living body)在实时(real-time,on-line)环境中的活动”(费多益2010:1)。

  1.2 具身化与语言化

  视点引导结构在实际的使用中形式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越来越倚重具身手段的过程称为具身化,反之越来越倚重语言手段的过程称为语言化。但是对前者而言,底线是至少还需要使用一个作为语言手段的指示词(不使用指示词而完全依靠具身手段进行视点指导也是可行的,但暂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对后者而言,无论怎样频繁使用语言手段都不会完全放弃具身性手段,至少引导下受者的视线活动还是要通过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视觉器官来完成的。所以尽管有了具身化、语言化的区分,还是需要强调,引导结构的实现形式其实是一个具身化与语言化之间的连续统。

  2.指示作为具身性的视点引导

  2.1 具身化指示中的明示因素和默显因素

  在现场情景中说出“这就是有名的不系舟石舫……”,其中一个指示词“这”就意味着一个具身化视点引导的完成。

  但是必须看到,仅靠“这”的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一过程的,它的说出就在表明已经有了指示发出者(下称指者)和接受者(也称受者)双方的参与,而参与双方的身体正处在一系列复杂的活动中。指者通常是通过身体某一部分如手的动作传递了一定的主观意图而受者理解并接受了这种意图,但是更应该看到的则是身体之“动”之所以能够产生意义且传递出去,一定是以身体其他部分之“静”以及指者身体与受者身体及周围情景的相互关系所传递的信息为条件的。前者是明示的,后者则是默显的。

  指示过程中有相续或同时发生的两种明示因素:一是身体某一部位做出的指的动作,例如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转头或抬头的动作,也可以是努努嘴、踢踢腿甚至顺着面部的朝向发出一个“喏”的声音,只要它们带有一定的方向性,就足以向受者传递应该采取怎样的观察取向去观察哪一对象的信息,也即“从这里朝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二是作为指示活动结果的指示词的说出,它不是单纯的身体动作但靠了语言的力量明示了更确切的信息,随着声音的发出所指对象就从混沌的情景中被识别出来而以当下被感知的方式向受者显现。

  起到默显作用的则是指者整体的身体态势——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复杂分析的概念,它包括身体所处的空间位置、身体的大致朝向和所取姿势、身体与情景中各凸显或不凸显对象的相对位置,更重要的还有他与受者身体的空间关系,甚至包括指受双方之间如何用身体来相互配合的行为规则等。它们默显出来的信息指者会认为已经被受者所默认,只有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下指者的动作才有了意义并有可能被受者理解和接受。

  指示是具身化的,但它的功能既是视点引导,就同样会被视点的认知结构所贯穿:

  

  在通常的情况下,结构中观察位置的信息总是被身体态势所默显的,观察取向则被一定的身体动作明示,而聚焦对象的环节只能由指示词来明示。不过有时位置也需要明示——例如指者用招手的动作来改变受者与他的空间关系。

  2.2 具身化指示活动的施行原则

  细加分析,可以发现整个指示活动是按照这样一些明示与默显交相作用的原则进行的:

  I 指的动作的发出默显着整个指示活动正在现场发生而交互进行着。

  指的动作之所以会发出,默显着至少有一个受者在场以及所观察物一定是在场的,也默显着整个指示活动正在进行中。动作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指向在场可直接感知到的人和物,也只能此时此刻地影响它们,却无法关涉现场之外的任何对象。隐喻地说指的动作一定要采取现在进行的时态,才能保持它现场发生的效力。这正是具身性理论所要求的“活生生的身体在实时环境中的活动”(费多益2010),所以指示活动一定是在现在进行时中交互展开的。

  Ⅱ 指的动作的发出默显着指示活动的参与双方正处在一个共同的观察位置上。

  所谓共同的观察位置是相对于某一个观察对象而言的,尽管实际上指受双方之间的空间距离可能很大,但对于观察到某物的可能性来说却在同一空间范围内,并且在这一范围内指者判断受者可以观察到他的身体和身体的活动,否则指者就会通过明示的动作要求对方做出调整。所以当指的动作发生时便必然默显着“我们都在同一观察位置上”的信息。

  Ⅲ 指的动作的发出默显着受者应采取怎样的身体动作与言配合。

  指示活动发生的前提是双方已经默认了相应的行为规则,因而当指的动作发出“从这里朝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的信息时,受者就会从现有的身体态势出发以自己的身体活动来与之配合,为了能从“从这里”和“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而“仰起头”“侧过身子”“踮起脚”“从上到下(地看)”……这些身体的活动正是按照被明示的指的动作所默显的方式做出的。

  Ⅳ 指示词的说出将聚焦的对象呈示在受者的当下感知中。

  指的动作其实已经显示了观察对象的空间位置,而指示词的说出最大的功用就在于给予观察对象以一定的语言形式而将其识别出来。尽管这种识别只是将其与周围的空间分离开来而呈现为独立的个体,尚未经过概念的解释,所以只能当下感知它的物质特征而无法在概念世界中理解它对于人的意义。

  V 默显信息的多寡和默认程度会影响到明示动作应如何进行和要否进行。

  默显信息不充分指者就会努力提高动作的明示程度,例如将手直接指在对象上;比较充分并且指者认为已经得到默认时就会降低明示程度,例如只是努一努嘴、扭一扭头,以至完全放弃指的动作。明示动作虽放弃但引导观察取向的作用却实现了,可以说取了零形态。

  以上概括的五条原则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以下将要讨论的如何将视点引导过程语言化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语言化的原则。

  3.视点引导:从具身化到语言化

  3.1 视点引导是如何语言化的?

  具身化的指示有太多的默显因素,而且人体动作不可避免的含混性和简单性也带来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这样的指示在稍微复杂的情景中使用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将这些默显的甚至为了强调将明示的因素都明言出来,具身化的视点引导就转化成为语言化的视点引导。

  不过视点引导归根结底只能通过包括感知器官运作在内的身体活动来实现,所以无论语言化导致语言形式发育得多么完整,语言化的视点引导仍然离不开一个具身化的视点引导作为它的内核,或者说语言化不过是具身化的延伸。如此看来语言化必然会在这样两种制约下发生:一是为了与具身化的指示在功能上保持一致,语言化只能顺应具身化指示的功能进行而出现相应的语体变异特征;二是语言化并不排斥具身化,因为语言化时身体也在现场,语言化的手段选择完全可以与具身化手段互相配合。

  3.2 语言化视点引导的语言变异

  既然要顺应具身化的功能并与它的手段相配合,我们可以从2.2节讨论的具身化视点引导的五条施行原则出发来观察语言化的变异。

  I 要现场发生交互进行,语言化视点引导就必须使用交互性的现在进行时。

  身体动作只能当下发生即时施效,语言则不同,只有在它的语义和语力同向起作用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这样就必须使用现在进行时,因为除此任何时态的语义和语力都是分向的。不过这样理解的时候现在进行时仍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个是语义层面上的,如在通常理解中“现在这些年轻人正在打网球”就是现在进行时,可它的语义语力还是分向的;一个是行为层面上的,如下例中的“你看里面”“我们往前走一点”语义上都指向一个发出“看”或“走”的使令,而语力上也正是这个使令在向现场的受者实际地发挥效力,这样的现在进行时相当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行事句所具有的时态(刘大为2002:25)。

  (13),大水冲刷过的残骸的痕迹,而且凌乱的痕迹,现在看到是非常的清楚。(SCTV新闻现场,现场报道转写)

  (14),是这边,我们就在这个溢洪通道旁边,有两个铺子,这个铺子你看,现在已经被水冲击得非常的凌乱,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可以看到这个铁栏杆,这个栏杆其实原本应该是在街面上作为人行横道的这个隔断的作用。现在这个铁栏杆水势有多么大,已经将这个铁栏杆完全冲到一边去了。(SCTV新闻现场,现场报道转写)

  不过相当于行事句时态的现在进行时都是关于言者行为的,而在语言化的视点引导中由于言受双方具身化的身体活动依然在相互契合地进行着,当言者的使令发出受者即时就会有相应的行为与之配合,它们之间的时间差事实上已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否则视点引导就会中止。这就使得现在进行时从言者的行为扩展到了受者的行为上,形成交互性的现在进行时:当言者说“看看旁边,来,来,是这边”时,不仅是言者发出这一使令的行为是现在进行时的,受者也在现在进行地完成合乎这一使令的行为动作:几乎是同时,他就正在“看看旁边”正在向“这边”做出“来”的位移动作。介于两种现场之间的“我们的镜头往前推进”同样也是两种现在进行时在交互进行。

  交互性现在进行时不单是语言层面上的,它的施行必然同时有言语双方的身体动作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它正是语言的一种具身性用法。

  Ⅱ 为了表明言受双方共同的观察位置而使用“你-我”定位方式。

  和“他”或者“这”“那”不同,“我”和“你”并非一般的指示词,它们的使用并不需要通过“指”才得到“示”,而是自我显示的:当一个“我”被说出时,就同时显示着有一个说出“我”的人正在现场,也就同时显示出他所在的空间位置;当一个“你”被说出时,同样显示着有一个聆听着“你”的人正在现场也显示出了他所在的空间位置——这个位置以这个“你”的身体能被言者感知到,并且“你”能听见“你”的声音为范围。不同在于“你”是由“我”说出的,所以必然蕴含着“我”的存在而反之则没有这种关系,可见“你”是双向定位而“我”只是单向定位,而“我们”“大家”当然是更明确的双向定位。因而在视点引导的过程中只要能先后说出“你”和“我”,或是只说出一个“你”或“我们”,就和具身化过程中发出一个指的动作一样显示着双方同在一个观察位置,这就是“你-我”定位方式:

  (15)你们看,身后的山坡下有个深坑/向远处看,可以发现这里的长城分为南、北两峰/请看前方的这座关城式建筑/请往前看,千米之外孤峰顶上的那座凤凰楼

  “你-我”定位方式具身性地强化了在场人员共同的空间感,为观察取向的一致性提供了心理准备。“我”虽是单向性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单独使用也能起到双向定位的作用。例如电视现场报道预设的条件就是观众通过摄像镜头和电视屏幕与作为主持人的“我”在同虚拟的观察位置上,此时的“我”倒是蕴含了“你”,主持人可以通过只说出“我”而强化双方共同的位置感:

  (16)(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任彬源)那么现在就在三环路上桥的匝道口,那么在我不远的一百多米处呢,就是坍塌的事故现场。(东视东方新闻,阳明滩大桥垮塌现场报道转写)

  和交互性的现在进行时一样,“你-我”定位方式也是语言的一种具身性用法。

  Ⅲ 语言化的主要作用是将指示活动中明示或默显的信息明言出来,以更有效地引导受者的行动与言者配合。

  具身化的视点引导中明示信息的传递主要通过指的动作和指示词,它们又与复杂的默显的信息相联系。言者认为这些信息需要得到强调就会将它们明言出来,甚至指的动作的本身:

  (17),从这往西的这牌彩旗就是大楼移动时将要经过的轨迹。(SDTV高楼平地行,现场报道转写)

  言者在做出指的动作的同时又进行了一次与该动作等价的明言,语言表述与具身动作配合而更充分地吸引住了受者的注意力。

  更多的情况下明言的作用在于将只能靠推断而默认的信息明晰地表述出来,一是指引行动该如何发生,二是提供行动发生的条件——对视点引导而言就是提供身体活动的空间定向和观察聚焦的空间定位。

  为满足一,使令用法是语言化视点引导在调节观察位置和观察取向时最常用的手段:

  (18),这三张风格一样的床是中西合璧式的/,大水冲刷过后留下的这些痕迹现在看到的是非常清楚/,那个红色的建筑就是南天门

  表可能的动力情态句也很常用,但它其实是使令用法的间接表达(间接言语行为),通过语用推理增加了要做一些努力才能实现的附加义而实际语力还是在使令:

  (19)镜头再往下拉,我们,现在目前的现场呢,是这个推土机正把这个列车准备砸烂,弄成碎片,然后再陆陆续续地输送出去。/再往前一点,您我身后有一个巨大的灯柱

  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段是对观察取向所导致结果的描述,其实际作用是要求受者保持现在的取向而继续观察下去,所以也是一种间接的使令用法:

  (20)是藤榻,也可称为罗汉床/高大威猛的铜像就是岳飞/呢,还是斜斜地靠在这个高架桥上

  为满足二,语言表达就要比指示动作更明确地传递出具身活动空间方向的信息,比指示词更清晰地进行聚焦对象的空间定位。

  (21)呢,可以看到树后面挡着的那座白楼。(SDTV高楼平地行,现场报道转写)

  “沿着这排法国梧桐”是观察取向中视觉器官活动的空间定向,可是在明言之前它们是默显的,受者需要从指的动作中参照情景进行推断;“树后面挡着的”同样是对聚焦对象默显的空间定位,若非明言也需要从指示词“那座”的使用中间接发现。这样造成的信息滞后使它们在定向定位的过程中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明言则将这些默显的信息确切地转化为语言信息,无须受者的推断也就不存在信息的滞后,定向和定位一开始就能在准确无误的状态下进行。此外对聚焦对象的显著特征的描写也是为了准确定位而使用的:

  (22)大家朝前面看,那里就是雷峰塔了。(网络,西湖导游录)

  Ⅳ 指示词的使用也是语言化视点引导的核心环节。

  当下直指的指示是语言最典型的具身化用法。无论具身化的还是语言化的视点引导,聚焦对象这一环节都以当下直指的方式实现,所以都离不开指示词的使用这一核心环节。差别只在若单从语言层面上观察问题,具身化的引导中一个“这”就完成了一次视点引导,背后的具身活动则在语言层面上显示不出来;而在语言化的引导中“这”是一系列语言手段运作的结果,是一个完整语言形态的视点引导结构中的一个成分,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具身活动无法显示出来。

  但有时也会发现不使用指示词而用指称词直接去指称聚焦对象的情况:

  

  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同时使用了“你-我”定位方式来对观察取向进行表述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原因就在于,仅靠指称而被选择出来的对象不能被当下直指和聚焦,是因为我们无法只借助抽象的语义在实际的情景中确认指称对象的实体存在。而“你-我”定位的观察取向则实际地限定了你我双方当下的感知范围,这一有限的范围内例如就在“我们的前面”的对象,即使只是被指称我们也能凭借语义发现它的实体存在,特别是那种有较高的认知显著度的对象,如例中的“神舟九号飞船和长征遥九火箭的组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你-我”定位的观察取向本身就有指示的作用,但远不如指示词的使用能够那样直接而明确。在更多的时候即是已经使用了“你-我”定位,我们还是更倾向于说出一个指示词,甚至不避拖沓而高频地说出它来强调对当下的关注:

  (24)目前你所看到的就是温福线的高架桥……我们的左端就是追尾的D301次由北京开往福州的列车,右边现在所出现的高速公路是金里门高速公路,而远方呢就是温州的市区。(ZJTV现场快报,现场报道转写)

  随着每一次“这个”的说出,受者的注意力都会再一次被强制性地集中到实体的当下存在上。“这个”甚至可视为现场描述语篇的话语标记语。

  V 需要强化的信息的多寡影响到视点引导的结构的复杂程度。

  指示的具身化视点引导中只有默显信息和明示信息的对立,语言化引导则是将这两种信息中需要强化的部分明言出来,需要强化的信息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视点引导结构的复杂程度。这里一是繁简问题,当语言信息与具身信息配合很好时,观察位置、观察取向和聚焦对象作为结构项就可以分别最简化为例如“来”“看”和“这”;而需要强化的信息较多,每个结构项都会扩张开来,如例(3)那样。

  二是隐现问题。相比之下观察取向的信息对视点的作用往往强于观察位置,所以隐去取向信息的情况较少见:

  (25),这里原为清两江总督府河太平天国时期的马厩(网络,南京总统府导游录)

  当实现引导的任务很简单无须强化什么信息时,一个指示词的具身化引导就足以完成任务。

  4.视点引导的语言结构

  语言化的视点引导,可以更直观地体现出视点的认知结构在交互过程中是如何实现为引导结构的:

  

  在非现场描述中结构中,观察位置、观察取向、聚焦对象这几个环节都是言者自主的选择,而在现场描述中,它们都成了言者引导受者去选择的过程,从而获得了以上探讨的各种变异特征。在本文第二节中我们已经运用了一定方法来标示其中的结构关系:

  

  例(26)结构线索很清晰,就是一个视点引导结构插在一条描述主线上。例(27)则很复杂,我们看到第一个视点引导结构引出了聚焦对象“江苏省电力公司的门口”之后并没有以它为描述对象展开一条描述主线,而是以这个聚焦的对象为进一步的观察位置,继续进行了四次视点的引导,每一次的聚焦对象都作为描述对象展开了一条描述主线,所以这一段不长的现场描述语篇共有五个视点引导结构和四条都较短的描述主线。这一例很能说明现场描述的特征,言者必须将大量的精力频繁地耗费在视点的引导上。

  虽说视点引导的语言结构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插在描述主线上的话语结构,但是在话语的线性排列中二者之间还是体现为一种先后相接的关系,造成现场描述语篇的两个下位构成:体现了一个视点引导结构的次语篇和贯穿了描述主线的主语篇。

  四、视点引导结构与现场描述的当下感知

  视点引导结构不仅在协调言者和受者对视点的选择,以便获得相同的聚焦进而识解和描述现场情景,更重要的是,它将受者的视点锁定在对情景的当下感知中,由此造成现场描述语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语言描述和当下感知同步进行相互支持。我们从指示开始探讨这一问题。

  1.指示为何能导致当下感知?

  1.1 实示与当下感知

  词语是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通常受到关注的都是指称发生之后词语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但是为了形成对这一问题的完整认识,我们还需要了解受指对象在指称发生以前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为此刘大为(2006:268)提出了“实示”的概念:

  实示就是被关注的对象以自身实体的被感知来表明自身的存在,是一种默默的自我显示。(在指称发生之前)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只能够以实示的方式向我们敞开。

  由此看来,要当下感知的话认知对象就要处在实示的状态中。

  1.2 指称对实示状态的排除

  可是指称一旦发生,“原先实示着的对象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语义的存在方式”,从实示状态向语义状态的变化使得非当下的理解成为可能:

  实体的感知只能是即时发生、当下体验的,无论哪一种实示都必然具有在现场的性质,也就将我们的认识束缚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当被指称对象在话语中获得了存在的形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指称词语的语义中认识和理解被指称的对象,不再需要借助这些对象的实示,也就解除了实示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时空束缚。只需要有一组词语的有序排列,我们就可以关涉任何时空中的对象。(刘大为2006:268)

  非现场描述语体为何不能导致当下感知,原因就在于它只依靠指称引入所指对象而排斥了对象的实示状态。

  1.3 指示:被识别的实示状态

  在实示状态与指称带来的语义状态之间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状态,这就是指示:世界是作为一个混沌的整体向我们的实示出来的,要对它进行当下感知就必须在这混沌的整体中识别出一个个对我们有意义的对象来。当指示发生,也就是我们对这世界的某一部分说出指示词语“这”或“那”时,“这”“那”的作用就在于将这一部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初步区分开来,从而能够相对独立地向我们呈现,对它的感知和进一步的指称才可能在这一基础上进行。

  然而指示词本身在语义上是空的,即使经过了它的识别,所指对象也不过是获得了空间上的大致区分,由于没有概念意义对它的解释势必还是停留在实示状态中,只有当下的感知才能显示它的存在。这样的指示词即便进入了话语,也必须通过向外部情景寻求到一个实示着的也就是可以被我们当下感知着的对象才有可能在话语中存在,若找不到这段话语就是不可理解的。如:

  (28)路过一棵树,司机又高兴地说:这是最后一棵树了,过了这棵树,再走两个小时,才能看到下一棵……(李娟《坐班车到桥头去》)

  我们可以将司机的话改为“过了最后一棵树,再走两个小时,才能见到下一棵”,这时受者理解了这段话却不会产生对“最后一棵树”进行当下感知的欲望和行动,而是通过它的语义去想象当下之外某个时空中此刻无法感知的某一棵树。可是一旦“这是最后一棵树”说出,受者的注意力必然会被“这”所指引而到外部世界去寻找相应的对象并感知它,否则话语活动就会因为缺少表述对象的在场而难以进行下去。“路过一棵树”和“路过这棵树”,一字之差却启动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

  可见经过了指称,实示状态就转化为语义状态;经过了指示,实示状态仍然保留着,这就是指示能导致当下感知的根本原因。

  1.4 从指示的当下感知到指称的当下感知

  指示虽然能让我们去当下感知某一个对象,却无法对这一对象的实示进行描述。进入描述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获得语义,而赋予语义只能由指称来进行——指称就是通过词语的概念意义对所指对象的成功解释而用该词语来称呼这一对象的过程。所以经过了指示的识别所指对象还是停留在实示状态而没有任何概念上的支持——既没有归入某一范畴(例如至少归入“这个东西”的范畴描述才有可能),也没有什么概念特征可做认知的基础,描述当然不可能从语义上的空白上展开。所以要解释现场描述何以能在描述的同时又能当下感知,就需要将问题从指示的当下感知推进到指称的当下感知。

  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指称与指示的耦合。

  2.指称与指示的耦合结构

  2.1 耦合的概念

  耦合(coupling)是具身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两种元素相互依赖对方的一个量度,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和相互决定和塑造的关系”。思维和判断等认知过程本身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就构成了耦合关系,物理的冷暖等体验与抽象概念加工具有相同的脑区而也出现了具体与抽象的耦合。(夏皮罗2014:194;李其维2008:1319;叶浩生2014:1037;翟贤亮、葛鲁嘉2017:240)

  2.2 指示指称的耦合

  我们已经论证,现场描述的描述对象必须既是语义的——这保证了它能进入语言的描述,又是实示的——在被描述的同时又被当下感知着。这一事实是指示和指称共同造成的,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单向线性的因果关系:既不是指示的性质导致了指称的变化,也不是反过来导致了指示的变化,更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两种状态“互为因果”“相互决定和塑造”形成耦合关系,才造成了一种既进入语义状态又保持着实示状态的新认知状态。

  指示和指称的耦合关系是现场描述的关键环节,它通常以判断结构和偏正结构的句法形式得以实现:

  

  在离开这两种句法结构时我们对古牌楼进行指示而说出了“这”,一定是一座特定的古牌楼正被我们当下感知着,但只是感知器官在活动却并不理解感知的究竟是什么;而对于古牌楼进行指称而说出“古牌楼”,得到的却是古牌楼的概念也即任何时空中的古牌楼都在被我们理解着。而进入句法结构之后,这两种结构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将一种等同关系赋予参与结构的两项,这就意味着感知着的和理解着的是同一对象,感知从而被理解所解释而理解又让感知渗透着印证着,指示和指称的耦合关系就此实现:指示成了受指的实示而指称成了实示着的指称,它们已经融为一体。

  如果需要先说出指称词接着再出现指示词,在非现场描述中就是回指结构,但是在现场描述中“这个”却仍然在向现场寻求直指的对象,所以还是一种耦合结构:

  (31)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可以说是集聚了八卦阵法之精华。(网络,蓟县八卦迷宫导游录)

  而耦合一旦发生,随着实示状态与语义状态融为一体,回指与直指的也就成为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向了。

  耦合的形式还有许多,例如指示词确定了实示的范围,也将实示的性质扩大到范围的所有对象,如“那边的石碑”“这里面的房子”等。

  3.现场描述的当下感知性

  3.1 耦合的扩展:整个描述语篇的当下感知

  以上讨论的耦合是两个词项之间的关系,似乎只是针对这两个词项共同所指的对象的认知方式。但是所谓对一个对象的当下感知,其实就是在感知它具有怎样的特征,处在怎样的状态或变化中;而对一个对象的语义描述,也就是在描述它具有怎样的特征,处在怎样的状态或变化中,所以从两个词项开始的耦合一旦打开了这种认知方式,它就会扩展开来控制整个现场感知和现场描述的过程,使它们同样在当下感知和概念解释的交互关系中进行。例如:

  

  受者接受这个描述,就意味着“这道山洪”的耦合不仅将眼前的情景概念化为“山洪”,而且他的感知器官也被定位在山洪的特征、状态和活动上。他正循着“非常的汹涌”“从上面溢下来,一直漫过这个街道”的指引而实际感受到了山洪的“汹涌”和“溢下来”“漫过这个街道”的态势。

  3.2 具身性、同构和主导关系

  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现场描述。

  1)现场描述也是具身性的

  在视点引导结构中,具身性指的是肢体动作及感知器官对认知交互的配合;而进入描述过程,具身性则集中在了感知器官的活动上。感知器官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它们的活动当然也是具身运作的一部分。

  现场描述与非现场描述的不同,从视点引导开始而最后就归结到了具身性上。非现场描述的理解是封闭的,只依赖于思维,至多是想象;而现场描述则是开放的,受者必须开启他的感知器官让它处在具身运作中,语言描述从而直接面对所描述对象。可以想见,如果只是听着电视现场直播而看不见画面或只是在阅读一份导游词而无缘身在景点中,那么现场描述就失去了它作为现场描述的身份。所以非现场描述可以仅由语言特征来决定,现场描述却不仅是语言的,还要由它的行为方式也就是具身性来决定,感官的感知就是现场描述的有机构成。

  2)语义描述与当下感知的同构

  我们用同构这一术语来表明现场描述中语义描述与当下感知的关系,它们在相同的结构中认识同一对象,但分享着该对象的不同认知特征。语义描述只能借助语言形式来进行,当下感知也有依赖于感知器官特质的活动形式,但是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可以用相同的结构反映出描述对象的特征,特别是在它身上正在发生的状态和活动。虽然一个在借助语言对情景进行概念化,一个是从情景获取各种感性信息以形成表象,但是这两种不同质的认知活动对所观察到的各种要素在组合方式和组合顺序上却可以保持高度的一致而形成同构关系。

  同构关系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让语义描述和当下观察同步推进而融为一体,这使得描述中每一步的概念解释都充溢了感知信息的丰富和印证,而感知的每一环节都因为有了概念解释而变得清晰和准确。此外同构关系还能使描述和感知相互校正:同构关系的保持是现场描述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一旦同构关系出现了错乱就会使受者的现场感知不能从言者的语义描述得到相应解释,这或者是因为描述偏离了情景,或者是感知曲解了描述的意图,言受之间就会通过言语交互以彼此校正,直至同构关系的恢复。

  3)言受关系:语义描述主导当下感知

  同构并不排斥同构着的两种关系中可能有一种是主导的,现场描述中语义描述结构显然就主导着当下感知结构,受者依照言者的描述进行观察。由于描述结构存在于表述和理解两种语言状态中,感知结构也存在于在从无序的实示到从中提取出描述结构(言者),以及描述结构将秩序赋予实示(受者)的两种过程中,这种主导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

  先从言者来看,他在做出表述之前面对的是无序的现场情景,为了要引导受者对情景的观察,言者必须自己先选择一定的观察位置和观察取向以获得对描述对象的视点,然后由此出发对整个情景进行识解,作为识解结果的意象就是语义描述结构得以形成的认知基础(见Langacker 2016:134)。伴随着这一结构的形成和描述行为的实施,现场情景的无序实示就在言者的认知中变成了感知结构控制下的实示。

  再就受者而言,在接受言者的描述之前他当然也可能在对实示的情景进行观察,但这种观察通常是随意的。当言受互动发生,他就会接受视点的引导而调整自己的观察位置和取向以将注意力聚焦在言者预定的目标对象上,从而能进一步接受言者对情景的识解,也就是将言者话语中的描述结构变为自己理解中的描述结构,以便在这种结构的主导下去发现和观察,直至现场情景以感知结构的方式有序地呈现在他的视野中。在受者那里,描述和感知的同构关系不是对等的,前者是先导的,后者是启动的。

  可见现场描述语篇的当下感知性也只有在言语交互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4.现场描述语篇的成篇性与当下感知

  由于没有现场交互的干涉而由言者独立进行,非现场描述通常有较长的篇幅和较强的结构性,衔接连贯话题推进等都是保证它们成篇的手段。而现场描述只能在言语交互中进行,篇幅短、结构性弱,它们究竟是如何成篇的,要找出其中的规律看来要比非现场描述困难得多。但是有一条原则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现场描述需要保持当下感知的连续性,这很可能就是成篇的一个条件。

  当下感知按照空间可及的原则进行,一次视点引导不仅引入了一个观察对象,也引入了该对象所处的空间,当下一个观察对象仍处于这一空间中或在这一空间的可及范围内,描述时就可以自由进行描述对象的转换,描述的语段也就自然地连接成篇。如果下一个观察对象超出了空间可及的范围,言者就需要再进行一次视点引导将受者的感知引向另一个空间,描述的话语也就按照视点引导不同方向之间的关系连接成篇。这样就造成了现场描述成篇条件的两个层次,上一层次是由视点引导结构造成的,只要各视点之间有空间转移的合理性(如先看左再看右,或视点的选择有一定的观察意图可做解释),各视点引出的语段就有了成篇性:

  

  这一例中有三个视点引导结构,它们遵循着“我身后”“我前面”“往最前方”的顺序展开,将加下划线的描述语段结构成篇。

  下一层次则是在一次视点引导的内部,只要各描述对象具有感知的空间可及性,描述的语段也就具有了成篇性。例(33)中第三个引导结构聚焦了两个对象“石碑”和“围栏”,因为距离较远而可及性较弱,所以都使用了指示词“那”来聚焦。它们的关系造成了下一层次的成篇性。而例(34)中——

  

  由于同为现场的“前面”和“旁边”空间可及性很强,也就不需要再行聚焦就在下一层次起到了成篇的作用。

  五、结语:现场描述语体与具身性言语行为

  本文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作为语体变量的情景现场对描述的两种要求——描述必须在言语交互、在当下感知的情况下进行,导致描述语篇中视点引导结构的形成。经分析,视点引导结构从具身化很强的指示的运用到语言化很强但仍保持着具身性的话语结构,呈现为一个连续统。这一结构一方面在交互中引导受者的视点聚焦到选定的描述对象上,并由此建立整个描述的识解结构;一方面通过指示与指称的耦合,在引入描述对象的同时将当下可感知性扩展到整个描述语篇,使得语义描述和当下感知能够同步推进交互影响。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无论视点的引导还是描述的当下感知,都需要在具身性的状态下完成,或是肢体的动作或是感知器官的运作。

  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只在现场描述语体的范畴中认识这些特征,语体研究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看到这些特征其实是在向我们展示言语行为中一种被长期忽略的对立:具身性与非具身性的对立。奥斯汀区分为了施效(或施行、施为)式和记述式两类话语,认为前者是在完成一种行为。虽然他后来认为记述式也在完成一种行为,塞尔则将其扩展为以言行事行为的一种类型断定式,但作为记述式的行为与施效式行为之间的差异仍是非常明显的。非现场描述当然是记述式的,现场描述是否施效式的呢?我们曾经认为是。这样的话,现场描述就应该和允诺、警告、保证等同属一种类型。可是做出允诺只需要动启动双方的语言器官,现场描述则同时还需要身体动作和感知器官的活动,前者是非具身的,后者是具身的,可见施效并不足以将现场描述概括在内。再以陶红印(2007)研究过的操作语体为例,他是在菜谱、钓鱼技艺或园艺指南一类的书面材料中观察操作语体的,设想如果是在厨师的现场讲解和演示中,或是在厨师对观众的现场指导中观察操作语体,那么在具身性视角中呈现的操作语体就不会只是陶红印(2007)中的面貌了,起码会有大量的语言具身性用法出现在它的语体变异特征中。

  语言生活中大量存在具身性的言语行为,可是迄今并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现场描述语体研究的更大意义恐怕就在于为我们全面认识这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开辟了一个通道,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如互动语言学是否就应该有一个具身性互动研究的分支呢?

  本文初稿曾在“汉语语体语法新进展圆桌论坛”(2017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宣读,与会学者特别是冯胜利、吴东英、刘承慧、刘乐宁、裴雨来诸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论文写作过程中关于当下亲历和认知的问题得到顾日国研究员的悉心指点,在语料上刘娅琼老师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论坛之后本文又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参考文献

[1]奥斯汀 1961 完成行为式表述,《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

[2]奥斯汀 2012(1975) 《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商务印书馆.

[3]费多益 2010 《寓身认知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4]顾曰国 2016 当下亲历与认知、多模态感官系统与大数据研究模型——以新生婴儿亲历为例,《当代语言学》第4期.

[5]李其维 2008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心理学报》第12期.

[6]刘大为 2002 句嵌式递归与动词的控制功能,《语言研究》第4期.

[7]刘大为 2006 语言对自身的指称,《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8]刘大为 2013 论语体与语体变量,《当代修辞学》第3期.

[9]刘娅琼 2016 现场讲解中用于交互的句尾“了”,《中国语文》第6期.

[10]玛丽-劳尔·瑞安 2014 《故事的变身》,译林出版社.

[11]陶红印 2007 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中国语文》第1期.

[12]塞尔 2001 《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

[13]瓦雷拉等 2010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

[14]文旭 2015 《语言的认知基础》,科学出版社.

[15]夏皮罗·劳伦斯 2014 《具身认知》,华夏出版社.

[16]叶浩生 2010 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17]叶浩生 2014 “具身含义”的理论辨析,《心理学报》第7期.

[18]翟贤亮、葛鲁嘉 2017 从离身到具身:具身管理学的可能,《心理科学》第1期.

[19]朱玉伟 2017 图像介入语篇后“这”的指向及功能变化,《当代修辞学》第2期.

[20]Langacker,Ronald W.2013(1987)《认知语法基础》第一卷理论前提,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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