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大刀记》的两个版本，其史诗性的文化品格有着巨大差异。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置换和删节后的《大刀记》，把初稿本第一部删节成了“开篇”，它隐约地传达了作者希冀的另一种文化意蕴，即郭澄清本来是把《大刀记》当作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予以艺术阐释的史诗性作品来经营的。《大刀记》的两个版本的比照，不仅可以透视作家个体在社会缝隙中如何苦苦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也能透视意识形态是如何无情地中断和删除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关怀，从中可以发现其显著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穆旦《冬》诗的版本问题
穆旦《冬》诗有两个版本，一是1980年2月《诗刊》发表的原稿版，二是1986年出版的《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收录的修改版①。这两个版本中，无论是在情感的真实性还是在诗艺效果上，原稿版都远胜修改版。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选择该诗标准版本的恰恰是修改版，原稿版则几乎被遗忘。
《大学文学读本》“中国现代文学”部分之导论①
《大学文学读本》关注的是“中国”、“现代”与“文学”。“中国”是指“世界”的“中国”，“现代”自然是相对“古代”而言，这既是一个时间观念，又包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现代性”这样的质的规定性。我们所要强调与着重把握的，则是“文学”：文学所特有的反应方式，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
20世纪后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到20世纪末，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态势。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把握这一研究的历史脉络：作家作品的凭借和作家、思潮、流派的综论，类文学史/文学史专著的出版和辞典辞书的编写，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方法论的转换。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香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了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但这种对峙的特定表现为，左右翼阵容不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而且在香港扮演“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皆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坛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左右翼一时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改变，所以，战后香港文学接纳了被内地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此期的香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化“殊途同归”，现代派文学则扮演了政治突围的角色，独立的“香港意识”得以发展，香港文学“主体性”得以建成，由此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
呼唤当代文学本真的回归
当代文学有过炫目，有过黯淡，有过多的褒扬，也有太多的争议。探究其原因，大概在于附加在中国当代文学身上虚妄的东西太多，存在着严重的失真。当代文学的失真首先是作家的失真，其次是作品内容的大面积失真，再次是语言的失真。中国当代文学意义和价值上的真正突破，只有全面回归文学的本真：第一，重构中国的文学体制，第二，文学进行自身清理。
从“废乡”到“废人”
发自上海 2007年9月，贾平凹一直在忙3件事：新作《高兴》出版，81岁的母亲去世，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 《高兴》其实不高兴 “《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高兴》接着写了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写完小说回商州老家给父亲上坟时，
新诗：行进中的寻找和失落
从清末黄遵宪提出“别创诗界”、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口号起，人们就在为“新”诗寻找路径。及“五四”新文学运动新诗诞生，新诗就一直处在不断寻找和探索的路上。 新时期以来，诗从实用回到审美上来，这是最基本的。但在审美追求下诗的价值取向则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了较大
文学研究的一次当代转型
《文学研究》是《文学评论》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在中国大陆语境里，往往刊物主办方的行政级别的最高，自然意味着所办刊物的最权威。相辅相成而形成互动的结果是，最高水准的学者专家的论作，也多汇聚在这里发表。然而，正是这份《文学研究》它在其办刊历史上唯
“九一八”戏剧的发生学意义
“九一八”戏剧，是学界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场主题学意义下的规模持久、自觉的革命戏剧创作热潮。具体是指：创作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抗战结束，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记录“九一八”历史事变的史实，揭露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残暴兽行，反映东北军民英勇抗日的戏剧
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启动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新文学的“一体化”工程，文学生态由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新文学已形成的多样性种态、多元共生的文学态势被“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硬性提倡、革命
意象派运动采用文体改良方针的原因及结果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世界诗歌的现代运动的重要部分，也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意象派的激进派进行的“自由诗革命”中有一些激进行为，但其在总体上是反对诗的过度散文化、诗体的极端自由化和诗的语言的极端世俗化的。意象派运动采用改良方针，是由它所处的生态决定的。它在文体及诗体上采用改良方针，较为完美地完成了英语诗歌由传统向现代、英语诗体由律化向自由化的转型。意象派运动没有使英语诗歌产生新旧诗的“断裂”，自由诗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自由体诗而不是自由诗。
梁启超的日译西学与五四新文学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运用“和文汉读法”学习日语，意欲建造一座连通中西文化的巴贝尔塔，但是，翻译方法的急功近利、文学观念的返归传统，以及中、日、西多种思想的交错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梁启超难以跨越中国传统文学的樊篱，完成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型。本文从翻译手段、文学观念、思想文化等三个层面考察梁启超通过日文译介西学的行为，进而探析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关系。
道德与生活共识：论旧派小说的背反性叙述
清末与五四时期的旧派小说写作出现明显的滥恶倾向，引起新文学家的强烈批评。文章尝试较为正面地解读这一变化，认为它否定传统道德的权威性及其形而上学特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叙事观念，标志着小说叙事中道德优先论的终结。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陪都文学作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通过对陪都文化的现实表达，在地方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为区域文学，直接推进了“重庆形象”的战时变迁，促使重庆形象具有了陪都文化的双重内涵与陪都文学的整体构成，重庆形象由此成为陪都文学的区域性标识。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中国古代诗歌的音律化传统，走向了一条散文化的诗歌道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倾向评价不高，有人还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不成熟甚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散文化诗学的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发展演变的倾向，辨析了对新诗散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解。同时，文章还从自由诗体、白话诗语、自然音节、现代诗思四个方面，阐述了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涵，论述了新诗散文化的合理性、价值意义与必然趋势。
《呐喊》、《彷徨》的越南语译本
40年代初，越南拉开了接受鲁迅的序幕。从此，鲁迅的名字开始为越南文艺界了解。尽管越南读者比较晚才接触到鲁迅及其作品，但鲁迅作品一进入越南就很快地受到越南读者的欢迎，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自1944年被翻译到越南后，产生了多个译本。各种译本都根据中国原著进行翻译，而不是借助别的语言文本进行再翻译。要承认的是，现有的各种鲁迅小说越语译本与中文原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既跟译者的翻译手法有关，也跟译者本人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有关，甚至因译者的翻译经验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翻译结果。
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
一、“当代”文学的重新提出 尽管在教育部门颁布的学科分类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似乎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它指的是对1949年至今（时间）发生在中国（地域）的文学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但是，在什么是“当代”的理解和阐释上，它却是一个最值得怀疑的问题。“80年